緩解“養兒貴”“養兒難”

　　著手前瞻性政策，幫助家庭降低生養成本，營造一個有利于生育與養育兒童的環境

　　“生或不生”的選擇題，折射社會焦慮，也凸顯人口發展的時代考題。

　　“今天，中國的人口發展又走到十字路口。”翟振武表示，如果說當年人口問題的主要矛盾是“增長過快”，今天則面臨雙重壓力：增長壓力之外，更添失衡隱患。

　　翟振武指出，上世紀90年代初，我國就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，平均每對夫妻生育孩子數持續下降到目前的1.5—1.6個。同時，伴隨“銀發社會”的步伐加快，2013年末我國60歲以上老人達到2億，本世紀30年代將達4億。20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加上快速的老齡化，不僅造成人口結構失衡，加劇養老、就醫等難題，而且導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縮減，影響國家的競爭力。

　　“單獨兩孩”不僅對家庭而言有利于分擔養老壓力、減少“失獨”風險，對國家而言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結構、延緩老齡化速度、保持勞動力規模。

　　“生育新政利國利民，但在公共服務、社會管理和社會保障等方面，政府的配套支持應及時跟進。”最近，北京婦產醫院產科副主任于松與北京幾家“接生大戶”的婦產科主任相遇，大家都感覺今年孕婦尤其多。“我們醫院的醫生們現在超負荷運轉，不少人頸椎、腰椎病發作，累倒了。”于松判斷，“馬寶寶熱”除了人們深厚的屬相情結外，備孕二胎也是一個因素，一些高齡產婦想“搶生”。

　　“令人擔心的不是‘單獨兩孩’放開后出生人數的短暫反彈，而是若干年后新生兒數量會雪崩式下滑。”原新分析，除了生育率在補償生育結束后自然回落外，還有育齡女性急劇減少的原因。

　　國際經驗顯示，婦女總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.5的警戒線下，很難回升。為此，昔日私權范疇的家庭問題，如今已被一些國家作為公共領域的問題給予關注和干預。作為歐洲近年來唯一走出生育率低谷的國家，法國的重要經驗是，投資兒童早期教育，提高母親就業率，協調婦女職業發展和家庭生活的矛盾。

　　“人口政策必須放眼未來。”原新強調，我國要提高總和生育率到1.8的適度水平，有關政府部門同樣應正視社會焦慮，著手前瞻性政策，幫助家庭降低生養成本，創造一個有利于生育與養育兒童的環境。比如延長產假、增加生育津貼，將義務教育擴大至幼兒教育;完善醫保體系，減少個人自費比例;推進保障房建設，打破許多家庭買不起房的困局等。